21世纪，中国经济不断攀升，已成为一股不可以小看的力量。她既是世界工厂又是广阔的消费市场，“中国制造”与各类“国货”品牌也享誉全球，以优异品质与特色创新，获得慢慢的变多的国际认可。中国工商业崛起的法宝是什么？面对外来技术，本土研发路在何方？对这些问题，向来众说纷纭，来自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的中外专家们各执一词。而如果回到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伊始，细致考察一代民间工业家的道路，或许能从历史角度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科技与工商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启示。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林郁沁的最新著作《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围绕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化企业家陈蝶仙的创业实践，重溯中国制造业的萌发历程，以全球微观史视角讲述中国民间工业发展的独特道路。

  陈蝶仙（1879-1940）出生于19世纪末的杭州，是一位涉猎广泛的文化人——他从一个受过儒家经典教育的传统文人，转型为一名职业作家、编辑、翻译家和现代科学倡导者，又在20世纪初成为上海的工业领袖之一，创立了自己的化妆品品牌“蝴蝶牌”（又名“无敌牌”）并最终行销全球。

  作为职业报人和小说家，陈蝶仙以创作类型广泛著称，一生写了千余首诗、百余部小说与无数关于音乐的文章，后又在报纸专栏中介绍制造配方、普及“常识”。他在杭州时即组织雅集，在文坛享有盛名。1900年，他与友人何公旦、华痴石创办《大观报》，其中刊登了他的120回连载小说《泪珠缘》；1906—1907年，他组织了“二十世纪著作林社”，创办诗歌为特色的《著作林》月刊，发表来自东亚各地的作品，也贩售到香港。1913—1914年，他分别开始主编《游戏杂志》和《女子世界》。同时，他的小说《黄金祟》在当时上海最重要的日报《申报》上连载，被后来的研究者归为“鸳鸯蝴蝶派”代表。这部作品基于陈蝶仙童年经历，以真实人物为基础，他也将自己投射到主人公——一个贾宝玉式富裕而敏感多情的男子身上，同时面临爱情与金钱的纠葛，唤起当时大众的共鸣与同情，也在和主人公一起成长的过程中悄然改变对金钱的态度……在新兴繁荣的出版市场崭露头角，不仅为他积累了投身科学实验与工业制造的资本，也为他打造勇于尝试、标新立异的人设和自我推销铺路；而通过言情小说将自己构造成一个真诚多情的人，又有助于缓和当时新媒体与逐利的文化活动引发的大众恐慌心理。

  1896年，在一位日本驻杭领事的指导下，陈蝶仙把传统书斋改造成家庭实验室，开始“捣鼓”化学。从一个业余的爱好者开始，他改造化学泡沫灭火器，还把同伴拉到杭州山上观摩他如何熄灭自己点燃的草垛（虽然以失败告终）；1901年他创办了杭州第一家出售科学仪器的商店“萃利公司”，也兼售乐器、文具等“学堂仪器”。迁居上海后，他翻译改良外国技术，开始研发著名的化妆品——可用来敷面的牙粉，成为其“无敌牌”旗下的拳头产品，并于1918年创办“家庭工业社”。著除了家化用品外，他还研发薄荷油、灭火器、复印机、胶印机等产品，并在那前后陆续成立惠泉汽水厂（1921）、改良造纸厂（1929）、平版印刷出版社，利用少量资金仿制或自制了手提式复印机、汽水打盖机、平面胶印机……与此同时，报刊依然是其宣传营销的重要阵地。正如他运用“竹枝词”这一大众广为熟悉的传统文体，介绍摄影术、“东洋”马车、小型蒸汽船、橡皮车等“新事物”，后来他又利用专栏把自己打造成时尚导师，分享在家中制造产品的配方工艺、提供有趣的家政“常识”与生活诀窍，以及本土化的专业相关知识。他也创办《机制会刊》《国货新声》等工商业类报刊，成为行业领军人物。可以说，在那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陈蝶仙翻译西方技术，改良制造工艺，利用本土资源，制造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商品，同时也运用新媒体打造人设，展现出卓绝的营业销售能力。如林郁沁书中指出的，“文学品牌和商业品牌之间、形象塑造和工业建设之间，这种双向成全的品牌策略终于大获成功”。

  清末民初，像陈蝶仙这样的文化人其实不少，他们能够在多个领域中游刃有余，利用自己的艺术天赋发展和推广自己的个人品牌、风格和人设，自如地积累和转换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他们的身份是多元且流动的。雷勤风（Christopher Rea）与傅朗（Nicolai Volland）在他们主编的《文化的生意：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企业家》（The Business of Culture: Cultura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900-65, UBC Press,2014）一书中，将这样的连续创业主体称为“文化企业家”，并归纳出三种模式：文化人（cultural personality)、大亨（tycoon)、集体企业（collective enterprise)。典型代表还包括靠人丹和“艾罗补脑汁”起家的黄楚九，利用在医药业获取的资本在上海建造了“大世界”游乐场，带动了新加坡等地建设城市综合娱乐场所的风气，又涉足烟草和玻璃制造业，开设慈善医院。又比如以写滑稽小说著名的徐卓呆，他成立话剧团、与人合伙开设电影公司，把小说人物李阿毛搬上银幕发行至香港。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他也是第一个赴日进修体育教育的中国人，归国后创办了上海第一所体育学院，撰写运动教科书；战争期间，他还和妻子在家中创业，研发售卖人造酱油……

  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作家、诗人，还是学者，他们的创作总是承载诸如爱国主义、民族救亡等崇高使命，而面向大众消费、以盈利为目的写作的职业作家则长期处在历史叙事的边缘；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传统士绅阶层的文人常常受到批判，被视为保守落后、衰朽无能。事实上，从陈蝶仙到黄楚九，他们跨界而躬身力行，对中国乃至全球的文化和工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们不仅打破了五四话语中对传统文人的偏见——原来“旧文人”也能运用甚至生产先进且实用的知识，可完全与现代科学技术相协调；他们的跨界协同发展也暴露了传统“士农工商”或明清之际“士商”研究的分类方法的不足，它们早已无法涵盖这些近代文人文化活动的复杂性。以林郁沁的研究为例，它打破了文字工作/工业实践、商业/文化、本土/全球知识的二元对立，打通不相同的领域的实践为知识分子史研究带来启发，也形成了一种植根本地但又与全球联系的“民间工业主义”叙事。

  通过发掘陈蝶仙的个人机遇，我们得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工业实践和场所，也看到了知识生产和文字工作怎样影响了物质生产。林郁沁提出“民间工业主义”这一概念来阐释陈蝶仙的实践：

  这种工业主义是本地的、“土生土长”的（与帝国主义或国外的相对），属于非官方的、中国消费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家发起的，或学院内的）；在观念上则是工匠式的、家族经营的，即便最终落实于工厂。其中包含等量的物质性工作——生产原料及制造配件——和知识性工作，比如在杂志、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上编纂技术指南类的专栏，介绍制造知识。

  当政府无力给出足够的经济资助，陈蝶仙用兴旺的出版市场的收益来创办公司；当建设工业所需的原材料稀缺，他用本地常见的乌贼骨、盐卤等原料代替进口原料；由于制造生发油的基本原料玫瑰精太贵，他通过报纸专栏向大众介绍如何在自己家中制造提取玫瑰精的配方；他甚至教授大家如何在家中自制实验设备，详细的介绍了“弯玻璃法”“装置法”“使用法”“摄纳法”；他在书斋里对化学品进行的逆向分析与各种“捣鼓”，在专业者眼中属于“离经叛道”乃至“前现代”的方式，甚至不乏游戏性质……林郁沁爬梳大量陈蝶仙当时的实验记录与配方资料，证明恰恰是这些“因地制宜”的“权宜之计”，为他的化妆品帝国做了重要铺垫。

  考察中国现代史上的民间工业主义，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和现代科学，提供了重要的补充。一直以来，人们对近代中国科学史、工业史的叙述多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讲述工业发展因半个世纪的内乱和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衰微。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发动的技术进步、体制建设，以企业为中心的发展以及由学院引领的现代科学的兴起等。而正如不少研究已指出的，工业建设与发展科学的努力从未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停顿，即便当时中央政府无力支持，大批非官方的实业家依然涌现：盐商与农村的造纸商掌控当地工业，新兴的出版业则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繁荣，地方企业家建立商业帝国（比如大生纱厂和家庭工业社）。类似的，科学著作的翻译早在“自强”时期的军工厂内就已开始，晚清学术团体和科学组织也纷纷涌现，以创办期刊等诸多方式推动了科学专业化的发展……

  陈蝶仙的案例即让我们注意到，超出正规工业化和“科学”之外，还有形形复杂的民间工业活动提供了不同的道路，它们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功能，使得即便在政治衰败、内外交困的不利环境中，现代中国依旧以惊人的灵活变通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并建立起现代科学的所有的领域。换言之，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并非如一些传统西方中心的世界史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停滞不前、缺乏实质的科学与制造业参与，也并非所谓“现代化”的道路上的迟到者。如林郁沁所言：“工业化以中国自己的方式在中国发生，可能不是为西方所接受的形式，与西方对现代工业的认识不同。”她进而提出，陈蝶仙化妆品帝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也预示着推动 “中国制造”在21世纪全球市场中兴起的方法。

  陈蝶仙有选择地对外来知识进行 “技术移植”，并从全球法律知识圈中汲取营养。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传递或将外来知识“本土化”，还包括亲自审查加工，仿制、实验、改良和创新，用丰富的当地资源生产出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成品，同时也需要身体力行地打通每个阻塞的节点，最终参与建构全球资本主义和科学发展。

  蝴蝶牌产品早在1923年就销往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不过公司在30年代开始了一场针对东南亚市场的长期宣传活动，主要是依靠电影明星代言，并利用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家庭工业社在海外采用特许经营模式，把产品制造和营销外包给海外代理商，其在新加坡的代理商名为“侨兴公司”，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其服务于海外华侨群体。通过代理商，家庭工业社将蝴蝶牌定位为国货，出售给爱国华侨。其实，这种从西方“挪用”商业实践，利用“本土化”的制造与经营销售的策略，并依靠东南亚和中国政府的战略联盟，进行跨国贸易的做法，从19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比如制造“虎标万金油”的华裔胡文虎，深入往来中国与东南亚，缔造自己的商业帝国。类似的，家庭工业社进军南洋化妆品市场，也是跨国界离散潮流的一部分。林郁沁特别强调，这一些企业在海外推销国货时对爱国主义的利用，其内涵与中国本土出现的民族主义不同，这是源自离散群体需要在一个多民族政体中辨识出自己的归属感。具有消费潜力的海外华人发起南洋华侨救国运动，日货并为抗战筹款；在他们的支持下，扩张到东南亚的跨国公司也常常能击败日本和西方的竞争者。

  由于东南亚是当时中国以外最大的华语电影市场，新加坡华裔群体沉迷华语电影，影迷文化活跃。而海外华人群体在新加坡占人口的四分之三，这些电影的受众也往往是有影响的商人、中产阶级和其他受过良好教育者。因此，效法西方明星代言的策略进行营销推广十分有效。蝴蝶牌1934年在新加坡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日报《总汇新报》上刊登了一系列广告，这是一份政治独立的商业报纸，西方与日本的产品广告与中国产品广告同列。蝴蝶牌广告推销的主要是无敌牙粉、牙膏和面霜，天天轮换。代言的主要是四位著名的中国明星：胡蝶、徐来、王人美和黎莉莉。后三位因为早先参加过“明月歌舞团”，在20年代晚期出访过新加坡、曼谷、马六甲、吉隆坡、雅加达等东南亚城市，为新加坡华人观众所熟悉。她们在银幕上健康积极的形象，也迎合了国货产品“健康纯净”的产品设定。

  简言之，家庭工业社依靠本地的附属公司，效仿国际化的明星营销推广策略，通过爱国的离散群体网络把蝴蝶品牌打入东南亚市场，成功参与了全球商品与资本的流通。

  林郁沁曾凭借《施剑翘复仇案》一书获得美国历史研究学会颁发的费正清奖。从施剑翘到陈蝶仙，普通人物身上往往有不寻常的经历，蕴含着的激动人心的历史张力。一方面，林郁沁深受卡洛·金茨堡、娜塔莉·戴维斯等微观史学界领军学者的影响，他们或从一个意大利的磨坊主剖析16世纪意大利农民的宇宙观和当时的流行文化，或在大量法庭审判材料等档案的基础上生动讲述一个法国乡间冒名顶替的故事，林对中国民间工业主义的考察也植根于陈蝶仙各类特立独行的实践。另一方面，近年来，“全球微观史”的发展又进一步结合微观与宏观视角，研究一个“普通人”地方的同时也是全球的历史。从史华兹的《寻求富强：严父与西方》（1962）到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的《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2018，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沈艾娣《传教士的诅咒》（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它们所考察的对象，无论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卷入“各种不同的全球性或地方性机构网络和权力体系的交错之中”，都必须结合地方与全球视野来理解。《美妆帝国蝴蝶牌》也是在这类研究的延长线上，它让我们正真看到，陈蝶仙所从事的知识和物质的转换，不仅是地方性的、区域性的，更是全球性的。